<code id="gkkii"><object id="gkkii"></object></code>
<bdo id="gkkii"><noscript id="gkkii"></noscript></bdo>
  • <menu id="gkkii"><center id="gkkii"></center></menu>
  • 優勝從選擇開始,我們是您省心的選擇!—— 文閱期刊網
    幫助中心
    期刊發表
    您的位置: 主頁 > 論文中心 > 法律論文 > 正文

    “村企合作”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完善一基 于鄂西北H村的個案研究

    作者:文閱期刊網 來源:文閱編輯中心 日期:2022-07-22 09:03人氣:
    摘    要:村企合作是加速農村農業現代化,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與實現鄉村振興的有效途徑。H村通過“企業—集體—農民”的發展模式進行合作共建,在企業引領、集體合作、農民參與的實踐樣態下,實現了農村農業規;洜I,并助力土地制度改革和推動產業鏈的融合。但H村的實踐也呈現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企業的合作共利不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權源缺位、功能偏頗以及治理結構不完善等問題。在合作共利的視角下,應當完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企業的合作共利模式,優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結構體系,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尋求法律賦權,以期充分發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主體作用,并通過推廣合作共利的村企合作模式,為實現鄉村振興提供借鑒。
     
    關鍵詞:鄉村振興;村企合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土地制度改革;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the Mode of "Village-
    Enterprise”Cooperation一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H Village in Northwest Hubei Province
    DING Wen CHENG Zi-yang
    School of Law,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celerate rural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romot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H village carries out cooperative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enterprise-collective-farmer. Under the practice mode of enterprise guidance, collective cooperation and farmers' participation, the large-scale operation of rural agriculture has been realized, and the reform of land system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 chain have been facilitated. However, the practice of H village also shows tha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is insuffici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such as lack of management authority, partial function and inadequ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we should improve the cooperative and mutual benefit model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enterprises, optimize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seek legal empowerment for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in rol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model of village and enterprise for mutual benefit to help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
    rural revitalization; village-enterprise cooperati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special legal person; land system reform;
     
    引言
    新時代背景下,鄉村振興戰略以及《鄉村振興促進法》為“三農”工作提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促進農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組織力量,《民法典》賦予其特別法人地位,是依法代表集體行使所有權的主體,應當在集體經濟發展壯大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在實踐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因各地政策、地理區位、自然資源等因素差異,實踐樣態迥然不同。筆者所在的研究平臺在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相關問題進行調研時發現,部分試點地區在土地制度改革與發展過程中,依托本地企業進行產業規劃,集體資產以及下鄉資源有的放矢,村集體與企業互相配合,實現了農村資源與資產的高效利用,形成了“企業—集體—農民”合作的有效發展模式。本文擬對鄂西北H村的“企業—集體—農民”發展模式進行個案研究,揭示多元主體的實踐面相,并針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該發展模式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完善建議,以裨益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制度的完善,最終能夠推廣合作共利的發展模式。
     
    一、“企業—集體—農民”發展模式的H村實踐
    (一)研究區域概況
    H村地處湖北省西北部,位于市區西南邊界。H村有兩大特點,其一是地理區位優勢明顯。H村屬L鎮,L鎮位于四縣市接壤地帶,西依山脈、東接平原、南北毗鄰縣市,自古就是商貿重地,如今省道穿鎮而過,交通便利。其二,H村自然資源相對匱乏。本村共616戶2260人,有耕地6635余畝。H村位于L鎮西北部,位處山巒余脈、溝壑交錯、掛坡地多,且水資源短缺,河塘較少,耕地又因地勢起伏難以進行灌溉,農作物常因天旱欠收。早年間,農戶為減少“三提五統”負擔,廉價流轉農田的現象十分普遍。
     
    (二)“企業—集體—農民”發展模式的實踐樣態
    H村的發展模式可以概括為企業引領、集體合作、農民參與三個維度。H村目前有特色藥用作物種植及深加工產業、畜牧養殖產業、生態旅游產業,實現了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其中某現代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引領發展的藥用作物種植及深加工產業已經成為本村的支柱產業。本文以該現代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下稱“G公司”)為例,闡釋“企業—集體—農民”發展模式的實踐樣態。
     
    第一,企業引領。
    其一,企業引領產業發展。G公司成立于2013年,此時H村主要以農產品種植為主,農戶零散養殖為輔,G公司針對H村的地質結構,聘請專家實地調研策劃,認為本地復雜的土地情況適宜種植特色藥用作物。為快速獲得足夠產量與質量的藥用作物用于加工,G公司在H村推動藥用作物種植,通過從集體流轉非家庭承包地以及從農民流轉家庭承包地的方式,建立了4500余畝的產品種植基地,對H村的耕地資源進行“橫向整合”,實現H村農業規;N植。同時,G公司在本村投建廠房發展產品加工產業,建成近二十種產品生產線。近年來,G公司按照產業發展與農村美麗鄉村建設相結合的政策導向,種植500余畝景觀果園,發展生態旅游產業。在G公司的引領下,H村實現產業“縱向整合”,因地制宜編制產業規劃,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其二,企業引領人才與技術下鄉。G公司的創始人為H村本地人,其返鄉創業組建專業的管理團隊,通過分析鑒別品種,引進了高產栽培技術。經過多年產品培育和研發,G公司已經取得多項實用新型專利與發明專利。G公司通過運用互聯網技術開展農業物聯網、農產品溯源、共享農業、農業電商、“互聯網+精準扶貧”等項目,在技術層面已全部可實現,并針對其中的營利模式進行探索。此外,G公司正與知名藥企及科研院所合作,在產品藥用價值方面進行深度開發。如今,公司已成為省級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并獲評高新技術企業、先進農業經營主體,目前正由農產品的初級加工向精深加工轉變,推動產品多元化。H村在企業的引領下,專注特色優勢產業,聚力打造品牌農業,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農業高質量發展。
     
    第二,集體合作。
    其一,有效推進產權制度改革。H村的企業與產業發展離不開集體產權制度改革。H村作為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地區,推行宅基地有償使用制度改革,通過對宅基地超占面積按照不同收費區間(見表1)收取有償使用費,H村通過此項改革實現集體收入58 000余元,第一期有償使用費收取率達95%。H村通過宅基地有償使用的倒逼機制以及聚居社區建設的引導作用,實現有償自愿退出宅基地500余畝,并將這些土地按照“宜耕則耕,宜林則林”進行復墾。2018年,H村有序開展集體經濟組織股份合作制改革,通過“清人分類”,按照“尊重歷史、兼顧現實、依法依規、程序規范、民主決策、因村制宜、群眾認可”的原則,統籌考慮戶籍關系、土地承包關系、對集體組織歷史貢獻、履行村民義務等因素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進行確認。H村通過“清產核資”,全面清審發包合同,對農戶私下口頭簽訂的流轉合同督促補簽書面合同;通過資源性資產清查,明確開荒地、林地、水面的集體權屬,對閑置、低效利用、低價承包的集體資產資源進行重新發包。在“清人分類”“清產核資”的基礎上,成立股份合作社形式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成員配股。成員股由基本股、農齡股、貢獻股組成,股權配置按照“量化到人、固化到戶”的原則實施靜態管理。2019年,農業農村局為H村股份合作社頒發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登記證,賦予統一社會信用代碼,明確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獨立主體地位。H村進行土地制度改革對于推動集體企業合作共建具有重要意義。其二,實現企業導向資源配置。首先,集體協助企業實現規模經營。G公司在五年間陸續流轉村民與集體經營的共5000余畝耕地。村集體一方面積極協調農戶流轉家庭承包地,另一方面將土地制度改革新增的集體所有土地資源用于協助企業發展。例如,將有償退出后的宅基地復墾為農田,并流轉給G公司種植藥用作物,部分在產業園區內的房屋交給企業進行工具房、民宿改造等。其次,集體在農村規劃上堅持方便群眾與服務產業相結合。村集體進行生態聚居區項目,將生態聚居區建設在企業周邊,方便企業雇傭村民的同時村民也可享受產業園區良好的生態環境。村集體還將從上級政府爭取的項目資金,例如農村公路建設補助資金、移民扶持項目資金、農田水利資金等,部分用于產業園區內的田地平整、溝渠硬化、水庫堰塘建設、道路建設等。再次,集體與企業達成合作幫扶協議,堅持產業帶動與脫貧幫扶相結合。村里28戶貧困戶將土地流轉給G公司,流轉面積168畝,每戶每年流轉金收入2400余元,公司還通過產業帶動、技能培訓、提供就業崗位等,為部分貧困戶提供就業機會。H村集體在宅基地制度改革基礎上,建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治理機制、分配機制與監管機制,通過盤活資產、開發資源、產業帶動、項目拉動等多種路徑,增加集體資產,壯大了農村集體經濟。
     
    第三,農民參與。
    G公司依托產業進行藥用作物規模經營,70%的農民向企業進行土地流轉以獲得直接收益。有勞動能力的無耕地農民部分外出務工,余者留在村內進入企業就業。G公司為農民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幫助失地農民返聘回產業園區務工,每年吸納本村農民近300人參與固定或季節性生產經營。對于仍有耕地的農民,G公司以農業訂單、保底收購的方式,吸引農戶、家庭農場等參與藥用作物種植,并免費提供技術服務。H村中全家外出務工的農民,全戶年收入能突破10萬元,在村內企業就業的固定工人的人均年收入約3萬元,季節工的人均年收入約1萬元。H村農民以多種方式參與G公司建設和生產經營活動,收入穩定且有保障,既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又實現了企業與農民的共同發展致富。
     
    綜上所述,不難發現,“企業—集體—農民”的發展模式,一方面,在微觀層面上實現了企業、集體與農民合作共建;另一方面,在宏觀層面上,也契合了鄉村振興戰略與《鄉村振興促進法》的內涵與要求。因此,該發展模式勢必能夠有效推進農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實現。
     
    二、“村企合作”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實踐困境
    (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參與共利不足
    第一,村集體難以分享企業收益。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創新農業生產經營體制,穩步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努力提高農戶集約經營水平”“培育壯大龍頭企業”等工作目標,在“積極創新農業生產經營體制機制”的時代背景和招商引資的政策要求下,G公司落地H村。在企業與集體雙方的“供需關系”中,資金、技術相較于土地、勞動力而言,是更為稀缺的生產要素。因此,企業在與集體的雙方博弈中自始處于優勢地位。一方面,企業投資農業面臨收益低且周期長,投資風險較大。因此,傳統農業很難吸引商業資本;另一方面,村集體則希望通過企業化經營方式推動農業現代化,以提高農業收益。同時,下鄉企業也是村民委員會向地方政府爭取資源的“籌碼”,在農村都處于公共產品供給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如果能實現村企合作發展特色產業,村委會能以此“政績”向地方政府申請更多的項目資金與資源傾斜。是故,村集體與企業之間呈現的是一種不平衡的合作關系。亦即,村集體作為“劣勢”一方,難以分享企業收益。
     
    第二,“政企合作”模式難以滿足農民增收的需求。
    人民公社解體后,形成了“鄉政村治”的農村基層政治模式。同時,政治與經濟管理職能相分離。就政治職能而言,在村一級成立村民委員會作為自治組織;就經濟職能而言,生產大隊轉變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但是,實踐中“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的情形或者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職能完全由村民委員會代行是較為普遍的現象,管理村集體經濟的主體仍是村民委員會,H村亦如。但隨著土地制度改革與股份合作制的推進,H村完善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制度,成立了股份合作社形式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村集體經濟話事人的屬性也隨之發生了改變,即代表集體與企業合作的主體由村民委員會轉變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具有突出的政治屬性,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濟屬性得到了彰顯。但是,政治屬性的對“上”負責與經濟屬性的向“下”服務之間存在張力:村民委員會以實現村民自治,促進農村社會建設為本職。亦即,村民委員會主導下的農村經濟發展,對治理有效及發展穩定性的考量優先于對經濟效率最大化的追求。是故,村民委員會與企業形成的“政企合作”共建模式,其重心是實現“共建”而非“共享”或“共利”;但經濟組織分離獨立后,其應以實現經濟收益為宗旨。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只有通過有效管理經營集體資產并對內進行分紅,才能夠回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期待。是故,在新時代背景下,企業與村民委員會之間形成的合作共建關系難以滿足增加集體收益并進一步實現農民增收的需求。因此,亟待構建企業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合作共利關系。
     
    第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等主體參與直接收益的機制闕如。
    企業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間的合作關系是企業與村民委員會間合作關系的承繼,故缺乏有效的利益鏈接。而在H村,企業、集體、農民三方通過土地流轉、人員雇用、產業園建設等行為,形成了事實上的合作共建關系,實現了企業與農民間的利益勾連,企業發展與農民穩收、增收密切相關。但在目前發展模式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參與收益的重要生產要素是土地,而集體、農民在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之前土地流轉收益就已經基本固定。同時,針對企業快速發展取得的增值收益,集體與農民均無法分享。事實上,G公司與H村集體除精準扶貧幫扶協議、土地承包合同、農業訂單協議外,缺乏其他有效約束合作的協議或者股權關系。導致企業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間合作關系的有效推進,并進而實現共利發展,缺乏應有的保障。此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匱乏,也造成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成員間共利不足。H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僅通過非家庭承包地的流轉取得了租金收益,卻未能實現集體經營性資產的營利,導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未能進行分紅,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成員之間出現利益割裂。這既不利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維護宅基地制度的改革成果,也會對其進行動員統籌、組織建設的號召力與公信力造成消極影響。
     
    (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結構不完善
    第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缺乏應有的經營自主權。
    從實踐層面上看,很多地方的村民委員會與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模糊,未能實現有效的“政經分離”。所謂“政經分離”,是指作為村民自治組織的村民委員會與作為經濟組織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因其職能有別,故應各自獨立發揮其效能。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村民委員會間的功能承繼與人員“交叉任職”,導致“政經分離”缺少應有的實踐外觀。H村在“清人分類”與“清產核資”的基礎上,成立了股份合作社形式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依程序召開股東大會,通過選舉成立了董事會、監事會。通過股東大會選舉,村黨支部書記兼任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理事長,村兩委成員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董事會實現交叉任職,監事會則由村干部以外有威望的村民擔任,多數為前任村干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立后,應當繼受原本由村民委員會行使的集體資產管理、提供公共服務等方面的職能。同時,自治組織與經濟組織人員實行交叉任職,導致經濟事務中的實際決策人員未發生改變,即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已經成立并取得法人資格,自治組織與經濟組織實踐外觀上仍難以區分。此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村民委員會間財務也未能實現分離,故其缺乏獨立的財務。H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賬目實行“村賬鎮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經營集體資產的支出,均需向鄉鎮政府報批。鄉鎮政府名義上的監管行為已經實質阻礙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開展獨立自主的經濟活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財務不獨立也導致其管理人員缺乏相應的收益激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董事會成員沒有報酬,其收入主要是擔任村兩委職務取得的工資。由于缺少有效的獎懲機制,“交叉任職”的董事會成員的精力主要用于完成上級下達的政務。事實上,H村“政經分離”仍處于起步階段,僅實現了自治組織與經濟組織的分設,但在成員、財務、程序等多個層面,仍缺乏較為完善的制度。盡管“政經分離”并非是實現集體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有效運行需要其享有經營自主權。H村“企業—集體—農民”發展模式的進一步完善,需要獨立自主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代表集體實現與企業的合作共利。
     
    第二,“交叉任職”難以滿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發展需求。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人員在“交叉任職”的情況下,面臨任務重、待遇低、能力不足的困境。村干部事務繁忙,村內事務小至路燈維修,皆需村干部負責,“交叉任職”的董事會成員,很難集中精力為集體經濟的發展謀劃。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既未向管理層人員提供固定待遇,又未對成員進行分紅,村民缺乏參與管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積極性,在任的管理人員也面臨“后繼無人”的窘境。因無經濟保障,管理職務難以吸引、培養儲備人才,H村七名董事會成員中,多位董事是已經履職三屆以上的村干部,五十歲以下的董事僅有一位。在“政經不分”的體制下,村“兩委”班子成員經濟決策非專業化,資源整合和市場營銷水平不高。 1即使實現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村民委員會相互分離,也缺乏有經驗與能力的管理人員、經營人員參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運行。
     
    第三,成員資格確認制度有待完善。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既是成員享有集體財產權益的自益權以及參與集體事務管理的共益權的前提,也是實現“集體-農民”利益聯結的重要依據。目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確認制度在法律層面處于缺位狀態,并沒有統一的標準。H村依照“尊重歷史、兼顧現實、依法依規、程序規范、民主決策、因村制宜、群眾認可”的原則,統籌考慮戶籍關系等多種因素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進行確認。但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卻簡化為以戶籍關系作為最重要的確認標準。村民身份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未能區分,導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固化的同時,因缺乏成員資格變動的相關制度,也引發了新住民與原住民之間的矛盾。例如,某農戶在二輪延包以前因表親關系就在村內購地買房居住,并未辦理戶籍遷移,其與村集體簽訂耕地承包合同至今并以農業為生,但村集體以其不具有本地戶籍仍未予確認其成員身份。一方面,農民關于“戶籍—成員—利益”相互關聯的觀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農民為保護自身利益,排斥其他有可能加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外來者。即使召開村民大會進行民主表決,在缺乏法律統一規范的情況下,也有可能造成“多數人暴政”。隨著經濟發展,農村社區從原來的封閉狀態逐步走向開放,農村人口流動帶來農村結構變化,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造成農村“空心化”的同時,也有少量外來人員進入農村成為新住民并從事農業生產,新住民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關系有待進一步明確。
     
    (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權源缺位
    縱觀我國現行法有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權利的規定,整體上呈現出原則性與抽象性的特點,缺乏可操作性,不利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實踐中有效行使管理權。
     
    以H村為例,其推進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對超限面積收取有償使用費。但該村集體在改革推進過程中應如何對集體資產進行管理,因缺乏法律的明確指引,只得依民主自治的原則制定《H村宅基地管理村規民約》。事實上,村規民約的約束力很難實現對集體資產的有效管理。例如,《H村宅基地管理村規民約》規定了五條具有懲罰性的監督管理措施,包括:(1)子孫符合分戶條件申請建房的,不予分配宅基地;(2)不予分配集體收益,不享受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益事業收益;(3)調整責任田時扣除多占宅基地面積的責任田,不予分配宅基地;(4)將有償使用費繳納情況作為評選“信用農戶”的標準,對失信農民限制其農房抵押;(5)設立“黑名單”,停辦相關優惠政策的報批手續。但問題是,一方面,其規定的懲罰性措施在實踐中難以實施。第一,農村“空心化”嚴重,除新社區的籌建外,近十年僅有幾例申請新建宅基地;第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缺乏經營性資產收入,多年未進行分紅;第三,根據承包地“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靜態管理政策,以及承包地二輪延包2028年到期,承包地短期內難以進行調整;第四,國家切實保障農民享有的福利及優惠政策,村規民約不得剝奪農民所享權利。H村在懲罰性監督管理措施難以有效落實的情形下,最終以“繳納有償使用費才發放不動產權證”為條件,以實現第一期宅基地有償使用費的有效收取,但后續費用的收取已經成為后宅改時期的難題;另一方面,這些懲罰性措施也從側面反映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權能的法律保障之缺位,缺乏應有的強制手段。H村得以實現“企業—集體—農民”的合作共利發展,離不開其作為試點地區探索土地制度改革,充分發揮集體資源與資產的優勢。但在后宅改時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如何鞏固改革成效,繼續推動多元主體合作共利,僅依靠村民自治難以為繼,其面臨管理權缺位、權利義務不平衡的困境必須得以解決。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權利配置及其行使亟待法律的進一步規制。
     
    三、合作共利視角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完善路徑
    (一)完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模式
    H村“企業—集體—農民”的發展模式在企業發展、鄉村建設、農民致富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時也面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僵化、參與經營不敷、利益聯結不足等困境。在此,筆者以“資源引領合作,股權保障共利”的思路擬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模式提出完善建議,為其他意欲與企業合作發展特色農業,實現規模經營的農村提供參考,從而充分發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濟功能。
     
    1.資源引領合作。
    實現“資源引領合作”,較為關鍵的環節是要充分發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資源優勢。為此,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對土地資源進行“再整合”。土地是農村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同時也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擁有的最重要的資源優勢。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來整合農村土地資源,相較于外來企業,具有明顯的價格等比較優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具有鮮明的社區性與集體資產的地域性,并具有較強封閉性。 2在地緣關系與血緣關系的影響下,農村仍呈現“熟人社會”或“半熟人社會”的樣態。“陌生人所組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用鄉土社會的習俗來應付的。” 3反之,鄉土社會中的事務用現代社會的規則來處理會事倍功半。以土地流轉為例,通過對H村及周邊多個村鎮的調研,發現農戶與外來企業間的土地流轉價格大約是農戶間土地流轉價格的兩倍。農戶向企業流轉土地,其遵循地上種植農作物可得收益進行計算,而農戶間流轉土地,基于人情考慮,流轉價格較低。除價格優勢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農地的發包主體,其與農民之間聯系密切,面對部分不愿出租耕地的小農,與其協商土地流轉或者承包地調整更具便利性。
     
    第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對農村勞動力實現“再組織”。當前,下鄉從事農業的中小企業主要采取機械化耕作和規;芾,在播種或者收獲時期需要較多的勞動力,較多采用散工雇傭的模式聘請村內勞動力,并按日進行工資結算。但留守村內的勞動力其家中一般均留有承包地,而農作物收成時間不僅集中,且受天氣影響較大,農業市場行情也變化迅速,企業為了能夠及時收獲農作物只能增加工資。在土地流轉價格偏高、工業化的管理模式難以實現精細化種植的畝產效率、人力成本較高且工作質量無法保證以及市場價格波動較大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中小企業甚至難以實現盈利。事實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中還有大量具有農耕經驗的留守勞動力,農業生產的特性決定了精細化耕作可以有效提高產量,在農業機械化與規模經營的模式下,農村的勞動力仍有賦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如能有效組織留守村內的勞動力,實現對脫離農地的松散勞動力的“再組織”,則有利于與企業進行良性互動與合作發展。
     
    第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成為承接資源的重要主體。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國家資源持續向下轉移。當前,國家每年轉移到農村的資源總量高達2萬億元左右。 4國家投入資金除用于完善農村、農業基礎設施外,還有用于指向性和精準性的農業補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農村最廣泛的經濟組織,其應當發揮有效組織成員,承接上級資源的效能,在國家補貼與資助政策下激發農民積極性,引導農民自愿將補貼用于入股投資以增加收益。
     
    2.股權保障共利。
    “股權保障共利”既是完善村企合作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模式的關鍵,也是構建企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間緊密型利益聯結關系的核心。H村“企業—集體—農民”模式下,以村民委員會為代表的村集體與企業最初為“政企合作”的共建樣態,村民委員會選擇了風險最低且收益最穩定的模式,即農民僅通過土地流轉間接參與市場,這也導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缺乏與企業的利益聯結,集體與農民均未能分享產業發展中的增值收益;陲L險與收益共生并存的市場規律以及風險與收益相匹配的原則,實現收益共享要求風險共擔。股權既是實現企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間利益聯結,也是實現三方合作的有效約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多選擇股份合作社形式,《民法典》規定了其為特別法人,法律關于公司發起、設立的規定并不適用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實踐中,企業破產、兼并、重組等情形不可避免,但基于資產公有制、成員社區性、功能多重性等特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相應的制度設計上應當有所區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特別法人,由企業入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形式難以實現,但其可以依法設立公司或企業,依法從事經營活動和承擔市場風險。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能以資金、實物、知識產權、土地經營權、林權等多種方式入股企業,入股的形式主要包括直接入股農業公司或者與企業共同出資設立新公司或農民專業合作社。“企業—集體—農民”的平面三角形合作模式,通過多元主體的股權聯結,形成合作共利的有機整體!多l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明確提出“完善涉農股份合作制企業利潤分配機制,明確資本參與利潤分配機制,明確資本參與利潤分配比例上限”“對農戶土地經營權入股采取特殊保護,探索實行農民負盈不負虧的分配機制”。根據國家政策導向,無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采取哪種入股形式,均應當在法人章程規定及實際運行中保護集體和農民的利益,形成緊密型利益聯結機制,探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股權收益分配模式。為此,應從以下幾方面發力:
     
    第一,強化政策扶持引導,探索出資比例與持股比例合理差異化,增加土地經營權入股價值。實踐中土地經營權作價入股存在多種形式,例如,以土地租金(或土地收益)對土地經營權作價,以股東協商的方式確定出資比例,由第三方機構進行評估作價等。 5明確資本參與利潤分配比例上限,提高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參與利潤分配的比例,實質是出資比例與股權比例相異,減少了非農民股東的利益,有違公平原則。應當通過政策、資金扶持,對土地經營權入股按照土地面積、入股年限給予企業資金扶持或者政策優惠,合理實現出資比例與持股比例差異化。
     
    第二,保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的優先權,實現多種形式的收益共享。土地經營權是農民生產生活的最后保障,故國家政策要求在分配機制中實現“負盈不負虧”及“保底收益”,雖然這違背“無盈不分”的公司法理, 6且不符合股權的投資屬性。 7在“企業—集體—農民”實踐模式中,農民通過收取土地流轉租金實現“保底收益”,農民進行土地經營權入股后,要實現“保底收益+入股分紅”與“負盈不負虧”的政策目標,發揮土地的保障功能,需要從多層次設置優先權:其一,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設立優先股。優先股是指其股份持有人優先于普通股股東分配公司利潤和剩余財產,但參與公司決策管理等權利受到限制。 8優先股的設置應當以實現保障功能為原則,可以參照土地經營權入股的數量以及土地經營權在農民內部流轉的價格。合理限制優先股的收益有利于保障非農民股東的權益,也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入股的農民取得優先股收益后繼續參與公司分紅具有正當性。其二,為充分利用農民勞動力資源,應當為入股的農民設立優先雇用權,以及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中仍有余地的農民設立訂單優先權。即通過“優先雇用”與“優先訂單收購”的方式,豐富農民參與利益共享的途徑。其三,公司參與市場經營勢必要承擔市場風險,如果公司經營不善,土地經營權被列為破產財產或進入清算程序,應當賦予入股股東優先回購權。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民以入股時土地經營權折算的價格優先回購土地經營權。此外,“負盈不負虧”及“保底收益”的實現不僅需要從企業內部完善收益共享機制,而且需要探索完善外部保障制度,可以通過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的方式實現保障農民收益的功能。
     
    第三,強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監督權,依法保護入股的土地經營權。土地經營權是一種以農地為客體的不動產用益物權, 9農民依法、自愿、有償流轉土地經營權,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農民以土地經營權入股的應當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進行合同備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發包方,依法享有監督承包方依照承包合同約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護土地的權利,以及制止承包方損害承包地和農業資源的行為。對于備案的合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積極審查監督土地經營狀況,避免非農民主體非法改變土地農業用途,用于非農建設,給土地造成永久性損害等。
     
    在合作共利的發展模式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同樣關照未參與規模經營及村企合作的部分小農戶,為其提供完善的農業社會化服務。一方面,農戶主觀上難以割舍與土地的聯系,農耕是其在農村區域實現自身價值的重要方式。只有土地流轉的收益顯著高于耕地收益,此類農戶才會選擇流轉農地。另一方面,除了要求土地密集型生產的大宗農產品外,并非所有的農產品生產都需要大規模的土地集中。從耕地分布的實際狀況看,也并非所有的耕地都適合規模經營,關鍵是要向小農戶的生產提供優良品種、栽培技術、儲運營銷等其他服務。農村區域中農業服務的市場供給主體稀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完善其服務功能,滿足小農戶的生產需要,為未能參與合作共利的成員提供服務與保障。
     
    (二)完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結構體系
    從H村及周邊多村的實踐來看,從開始“清人分類”“清產核資”到完成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設立,用時均未超過一年。在政令的推動下,設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并構建具有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等機關的現代法人治理結構是易于實現的。但如何實現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的有效運轉,則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亟待解決的難題。
     
    第一,完善成員資格確認制度并探索成員資格變動規則。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制度是法人股東大會制度的基礎,在確認成員身份以后,其作為成員和股東的權利才能進一步得到落實。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總量相對不足且增量較少的現實情境下,成員的變動意味著利益分配需要重新調整,無序的成員資格確認會激化股東間的矛盾。同時,成員資格制度不應是對當前利益格局的固化,隨著人口流動增加,農村社區結構也逐漸發生變化。只有構建合理的成員資格變動制度,才能激發農村地區的經濟活力,進而維護農村社會秩序的和諧與穩定。
     
    為此,筆者認為,在“戶籍”形式的認定標準上,應增加“基本保障”作為實質認定標準。實踐中,有很多地方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界定的標準均為復合標準。例如,《廣東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規定》采用“戶籍+履行規定義務”的標準確定成員資格,對于戶籍遷入、遷出的成員需要經社委會或者理事會審查和成員大會表決來確定其成員資格;《揚州市村經濟合作社組織暫行辦法》采用“戶籍+列舉”的標準確定成員資格,此外還規定了失去戶籍仍保留成員資格的情形,以及沒有戶籍身份的人員取得本成員資格的方式;《浙江省村經濟合作社組織條例》也采用“戶籍+列舉”的形式確定成員身份;《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條例》采用綜合考量戶籍關系等不同因素認定成員資格。上述地方性規定均在戶籍之上設立復合標準,表明在人口普遍流動的狀況下,僅依靠戶籍難以證明其屬于農民集體,“履行規定義務”和“列舉”等多種方式的采納,均旨在明確其與農民集體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事實上,司法實踐對此也進行了相應探索。例如,2009年,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問題的會議紀要》,在成員資格認定上提出以兩個方面作為主要考察原則,一方面是考量戶籍標準,另一方面是考察是否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在社區具有穩定的生產、生活,是否將農村集體土地作為生活的基本保障;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第八次全國法院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會議(民事部分)紀要》中指出“綜合考慮當事人生產生活狀況、戶口登記狀況以及農村土地對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認定相關權利主體。要以當事人是否獲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為重要考量因素,慎重認定其權利主體資格的喪失。”此外,2021年,農業農村部信訪處答網民關于“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確認相關問題反映”的留言中,也明確成員身份綜合考量的目的主要在于其具有特殊保障功能。由此觀之,增加“基本保障”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實質認定標準,與司法實踐和國家行政主管部門的作法不相違背。“基本保障”標準是指該成員是否以集體所有資產及其收益作為基本生活保障,確立此標準為成員資格認定的實質標準,對單一的戶籍形式標準進行修正。“基本保障”標準的判斷在實踐中應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看其是否與集體具有土地承包關系,二是考量其是否參與集體經濟的管理、經營與收益,三是看其是否享有其他生活保障。因此,“基本保障”不僅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取得的判斷標準,同時也應當作為成員資格喪失或者變動的標準。
     
    實踐中,成員資格確認制度備受關注與討論,但成員資格的退出與變動制度卻諱莫如深。一方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享有的利益日益增加,在成員固化的格局下,大部分成員既不愿退出,也排斥其他潛在的可能加入組織的人員。另一方面,國家政策倡導的有償退出機制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村集體或者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難以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補償方案,有退出意向的成員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補償數額,更傾向于選擇繼續保有成員身份,作為將來返鄉養老或者進城“失敗”后返回農村的保障。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涌入,部分農民扎根城市,已不符合“基本保障”的實質認定標準,與農民集體的關系也日漸疏離,同時人口的流失導致土地規;鬓D易于實現,出現了進入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新住民”。面對不斷變化的人口結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需要構建動態成員管理體制,設立成員身份過渡制度,為進城農戶保留成員資格同時,折算其土地承包經營權為股權,以便為“新住民”提供承包地及其他福利待遇。依據“基本保障”的實質認定標準,“新住民”達到一定承包年限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賦予“新住民”認購股權的權利,最終實現成員資格的動態變化。
     
    第二,保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與經營集體資產的自主權。
    “政經分離”與農村現實條件密切相關,在以H村為代表的中部農村地區“政經分離”難以迅速且徹底地實現。一方面,農村人口流動方向仍是以農村流向城市為主,村域內的村民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具有高度重合性,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自治原則,村民代表大會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東大會的意志具有一致性。且農村干部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人員的待遇較差,后備干部沒有成熟的培養體系,導致“交叉任職”具有一定的現實性。中部傳統農村呈現自治組織與經濟組織的成員、程序、管理層等難以分離的現實境遇。另一方面,國家針對鄉村治理的政策方針發生改變。依據“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的基本原則與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應當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核心地位,推進村黨組織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民委員會主任和集體經濟組織、農民合作組織負責人。此外,根據《鄉村振興促進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僅要為成員提供生產生活服務,還要同鄉鎮人民政府、村民委員會一同為返鄉入鄉人員和各類人員提供必要的生產生活服務,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提供相關福利待遇。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基層自治組織與經濟組織應當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形成有機統一的治理結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除在新的治理體系中發揮獨立自主地管理與經營集體資產的職能外,還要與鄉鎮政府、村民委員會協同促進鄉村振興。故“政經分離”是治理手段而非治理目標,在村企合作中,應當首先保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能夠獨立自主管理與經營集體資產,才能實現多元主體合作共利。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村民委員會雖在成員、程序等要素中存在交叉或者融合,但是財務管理與監督機制上應當實現有效分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特別法人,應當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并以其財產對外承擔責任。H村所在縣市實施的“村賬鎮管”制度應當僅限于村民委員會的賬目,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賬目進行分離,以保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自主權,激發經濟活力。取消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賬目管理的同時,需要完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監管制度,實現多種監督方式的有效結合。其一,實現內部監督與外部監督相結合。明確區分村務監督委員會與監事會的監管職責,充分發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監事會的內部監督作用。在組織外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接受鄉鎮人民政府和縣級以上農業農村部門的監督。其二,充分發揮黨內監督,保障基層黨組織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領導合法合規。其三,實現司法制度與信訪制度相結合。信訪制度在我國具有悠久的歷史,由古代的直訴制度演變而來,具有靈活、迅速的特點,目前農村仍有少部分農民秉承“信訪不信法”的理念,而司法制度相對于信訪制度具有定分止爭的法律效力,能夠有效減輕鄉鎮政府與村干部的壓力。針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相關問題,應當鼓勵成員通過訴訟與信訪相結合的方式保護自身權利,實現對經濟組織的監督。
     
    “交叉任職”情況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人員難以有效支撐經濟組織的運轉與發展,村企合作的實踐為解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缺乏管理人才的困境提供了客觀條件。在合作共利的原則下,不僅企業可以通過雇用、訂單等形式幫扶農戶,集體經濟組織也可以聘任企業人員兼任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董事,實現人員的雙向嵌入。經濟組織可以通過為管理人員設立酬勞股等形式的股份,既設立完善的獎勵機制,也實現企業與經濟組織的利益聯結,鞏固合作共利的發展模式。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聘任制度,既為事實上的村企“共命運”提供合理的多層次合作平臺,也為“能人治村”“鄉賢治理”提供制度保障,有效落實“共建共治共享”。
     
    (三)尋求法律賦權
    H村在宅基地改革的推進過程中,一定程度上凸顯出治理手段較為缺失、管理權闕如以及自治決議與法律相抵牾等困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依法代表集體行使所有權的主體,其能夠適用的法律不能滿足農村實際治理的需要,亟待制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以便從組織和行為等方面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提供法律依據,以有效彌補法律制度體系存在的漏洞。
     
    首先,立法應當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行使集體所有權的權能。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根據《民法典》規定依法代表集體行使所有權,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意思機關為成員大會,在“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原則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大會可以通過自治決議行使集體所有權的全部權能。例如,現行法律規定并未對集體福利、服務及收益作出相關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大會即可通過表決決定集體福利、服務及收益的具體分享方式,甚至可以通過表決剝奪成員的相關權益,就如同《H村宅基地管理村規民約》規定的懲罰性監督管理措施。但這無疑擴張了成員大會的權利,存在侵犯成員權之嫌。雖然村民自治最符合集體所有權的價值內涵,但其自治范圍并非毫無邊界,需要法律對經濟組織行使集體所有權的權能進一步予以明確。
     
    其次,立法應當明確多元主體的義務和責任!睹穹ǖ洹返261條之規定基本承繼了《物權法》第59條的內容,以便在農村集體所有權與該農民集體成員之間建立起相應的制度連接,為農民集體的順暢運行提供制度保障, 10但同樣應當關照多元主體的義務、責任,以保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治理效能。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現有效運轉,發揮推動改革的管理權能,不僅需要賦予成員權利,還要規范成員應當承擔的義務,包括但不限于遵守章程和規章制度,執行成員大會決議,依法依約開展集體資產承包經營,積極參加本社公益活動,合理利用土地等。此外,法律不僅要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機關侵害集體權益、成員權益時應當承擔的責任,也要明確規定成員未履行義務時應承擔的責任。例如,成員拒不執行集體決議損害集體利益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否享有強制調整或執行的權利,抑或享有訴權,均應當由法律進行規制。
     
    再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特別法人,其形式的獨特性也要求立法對其進行明確的規定。從2013年以來的中央一號文件來看,股份合作制改革是中央對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政策導向。股份合作制是一種突破了現有法律規定的組織形式,是合作制與股份制要素的混合。例如,合作社是以其成員為主要服務對象,并實行民主化管理,由全體成員組成成員大會,實行一人一票制度,實行人頭多數決等;股份公司通過股份實現其股東與公司整體經濟利益的一致性,并以股份反映股東與公司資產的權利義務關系,按照“一股一權,同股同權”的原則進行利益分配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應當對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形式明確為股份合作制,吸收股份制與合作制中的有利要素,構建適用范圍廣泛、產權制度明晰、組織治理現代化的法人民事主體。除權利、義務、責任等要素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還應當按照組織法的體例,對經濟組織的原則、設立及組織結構、解散清算等內容進行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破產程序亟需法律進行明確,土地資產的集體所有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生的主要緣由, 11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財產是集體所有制,包括資源性資產、經營性資產、非經營性資產等。農業農村部印發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示范章程(試行)》倡導“以集體土地等資源性資產所有權以外的集體經營性資產對債務承擔責任”,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無經營性資產時,是否應當進入破產程序,或者對其經營行為進行限制,需要法律進一步予以明確,以降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參與市場的風險。在法律賦權的過程中,應當尊重成員的自治權,明確適宜進行自治的內容由成員在章程中進行規定,以實現法治與自治相結合。
     
    注釋
    1H村宅改時依據全村宅基地占地情況計算得出的戶均宅基地面積為243平方米。
     
    2“一戶多宅”指農戶第一塊宅基地外超占的宅基地,H村對其按照頂格收費標準收取使用費。
     
    3參見盧憲英:《“政經分開”改革及農村社區治理機制創新——對“南海模式”的分析與探討》,載《中國發展觀察》2018年第15期。
     
    4參見韓俊:《在民法總則中明確集體經濟組織的特殊法人地位》,載《中國人大》2016年第21期。
     
    5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頁。
     
    6參見賀雪峰:《鄉村振興與農村集體經濟》,載《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7參見文杰:《“三權分置”下土地經營權入股公司的法律問題探討》,載《中國土地科學》2019年第8期。
     
    8同上注。
     
    9參見梁清華、王洲:《論土地經營權入股保底收益的法律實現路徑》,載《宏觀經濟研究》2020年第6期。
     
    10參見《國務院關于開展優先股試點的指導意見(國發[2013]46號)》。
     
    11參見丁文:《論“三權分置”中的土地經營權》,載《清華法學》2018年第1期。
     
    12同前注[10];參見孫憲忠、朱廣新主編:《民法典評注·物權編》(1),中國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447頁。
     
    13參見高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立法抉擇》,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上一篇: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司法實務研究
    下一篇:沒有了

    在線客服:

    文閱期刊網 版權所有   

    【免責聲明】:所提供的信息資源如有侵權、違規,請及時告知。

    專業發表機構
    辽宁熟妇高潮45分钟,午夜乱码在线观看不卡,欧美成人午夜福利小视频
    <code id="gkkii"><object id="gkkii"></object></code>
    <bdo id="gkkii"><noscript id="gkkii"></noscript></bdo>
  • <menu id="gkkii"><center id="gkkii"></center></menu>